2024年3月16日，红一世足球网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红一世足球网刘晓欣教授受邀在北京参加《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简称《手册》）“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专题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陈彦斌代表《手册》工作委员会出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代表主办方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十余位顶级专家，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志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尹志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张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成思等。

会上，刘晓欣教授谈到《手册》是一本前瞻性的、引领性的书籍，受众更多的是青年学者与硕博研究生，对一些观点应该仔细斟酌、认真辨析，尽可能梳理清楚中国金融的发展规律，找到中国金融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于《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章节内容提出应注意辨析以下四对关系：

一是政府监管就是金融抑制吗

改革之初，中国金融起到了推动经济增长与配置资源同步增长作用。一方面，金融助推民营和乡镇企业高度参与中国工业化进程，为从农业国加速转向工业化国家提供了重要支撑。另一方面，金融加速国企面向市场的改革，转变绝大多数生产资源由国企掌握的计划经济状态，激活了市场活力，初步建立起市场价格系统与金融系统一起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在西方没有任何相关理论可以解析中国金融体系是如何推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是世界上首先分析“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障碍的经济学家，但麦金农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提到：“中国没有金融自由化，但也没有金融抑制”。

虽然金融抑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曾出现过，但今天我们所涉及的“金融抑制”更多的是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金融政策，但随着中国金融发展演变，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现在更多是指金融监管。2008年以后，金融监管是世界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措施，即使是以高度金融自由化著称的美国也实施了极为严格的金融监管政策。例如，美国危机期间一系列救市政策、股市流动性管控等政策，近年来中国对金融“脱实向虚”治理也是例证，以防范金融危机发生为主要目标。因此当代政府对金融监管绝非是金融抑制。中国40多年金融实践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步性，逐步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也表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金融发展模式的有效性。

二是金融化与虚拟化的区别与联系

“金融化”指过去在缓解金融抑制过程中，金融过度深化、金融业过度扩张的大趋势。反映了从体制机制、企业追求和日常领域均崇尚一种不通过实际生产过程，利用金融独立获取收益的投机风气。从“金融资本”本源来讲，它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而成，是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产物，由此确立了金融寡头的全球统治。近年来人们用“金融化”这一贬义词来替代褒义词“金融深化”表明观念转变。但“金融化”却模糊了资本价值增殖本质的不同。例如，企业追求轻资产的金融化战略，看似是一种企业战略多元化，实则却掩盖了资本只为“脱实向虚”逐利的真相。

而经济虚拟化，是指自20世纪70-80年代美元金本位制崩溃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以及以美元纸币为世界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一齐助推了虚拟经济空前的全球扩张，虚拟资本的投机活动史无前例。虚拟化源自“虚拟资本”，无论是马克思还是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都强调虚拟资本的负面性：一方面，股票等所有权凭证与其所代表的实际资产的背离，其收益来源脱离实际生产过程，通过所有权凭证的连续倒卖获利，通过资产价格上涨、重复交易扩张、金融工具创新和旁氏债务膨胀，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另一方面，所有权凭证的价值是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的“共识价值”，但其所创造的收益会计入GDP，而这些由资产价格自行膨胀、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虚拟财富，计入体现综合国力的GDP，则难以真实反映一国经济实力，并隐藏潜在风险。

三是个别风险与系统风险的关系

在风险管理过程中，认识个别风险与系统风险的关系非常重要。“有效市场”理论是现代金融学的基础，西方的风险管理理论是依靠复杂的资产定价模型，实现市场微观主体收益与风险达到均衡。例如，经典的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MPT）大约需要30种证券的多元化组合才能实现有效的分散风险。这是一种从局部到整体的逻辑，即每个市场微观主体实现自身的风险与收益均衡，整个经济系统就可以稳定运行。这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充分自由化的经济不会有严重的失衡，特别是有效市场不会出现严重的失衡；二是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极强，没有市场不可以修复的失衡，不需政府干预，任由市场去解决一切，结果接近最优状态。这样金融危机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不是“有效市场”内生的。但这背后隐含着系统风险与个别风险的一致性假定，即个别风险大小与系统风险是正相关，个别风险减小意味着系统风险减小，个别风险增大也意味着系统风险增大。这是目前监管理念所包含的个别风险与系统风险之间的关系。

虚拟经济理论认为，个别风险与系统风险基本上是不一致的，个别风险的减小并不意味着系统风险一定减小，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完全的一致性。造成个别风险与系统风险不一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个别风险的回避往往仅仅是对投资者减少了风险，对系统却增大了风险。因为一系列风险对冲技术或许可以降低个体风险，但从经济系统来看，风险并未消除，只是转移到其他风险节点并继续寄存在系统中，击鼓传花的最后暴雷或许是最终结局；二是由于制度、规则和市场发展趋势等非个别行为引起的系统风险增减与个别行为无关，这样，即使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做到了消除违规行为的监管目标，系统风险还是会增大，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当然，并不否认金融危机与监管缺失有密切关系，但要强调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挖掘，只有这样才能坚守不发生系统金融风险底线。

四是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的关系

目前有些观点，将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混为一谈，这容易混淆了二者的本质。金融科技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的数字技术，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等金融领域，衍生出移动支付、手机银行等一系列金融科技创新，这些金融科技创新可以应用于各种金融类型，如数字技术+绿色金融、数字技术+普惠金融等。如果以技术类型为标准划分金融活动类型，则极易造成混乱，因此，判断一种金融模式类型归属的标准不在于采用的技术类型，而在于其服务的经济形态类型。对于数字金融，我们可以从金融是否服务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经济活动的视角来理解，这样有利于区别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的特点及本质等。

供稿：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