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我国消费总体上持续升级，在不同发展阶段我国消费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和加快投资，而是倒逼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由此成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消费 升级转型 新趋势 经济发展

在社会再生产的循环中，生产、分配、交换（或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消费既是循环的终点也是起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对于经济循环的畅通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消费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基础性作用。

在历史进程中把握新阶段和新趋势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我国消费总体上持续升级。如图1所示，上世纪八十年代，由衣（纺织品）食（食品）到所谓“老三样”（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九十年代，再到所谓“新三样”（彩电、冰箱和洗衣机）；2000年以后，进一步到汽车、住房等*。与此同时，在不同发展阶段我国消费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历经20年左右的经济发展，1997年后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这是进入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同时也出现了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其一是生产不断扩大与居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显现，有效需求成为经济兴衰的一个基本决定因素；其二是走上扩大外需之路，商品输出成为一股浪潮。1997年以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一个显著特征，即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升转降，人口抚养比由降转升。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使劳动力的议价能力整体上升，劳动力成本上涨成为趋势性变化。经济结构可以从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三个维度来描述。从收入结构看，劳动收入占比上升，企业利润占比下降。劳动收入影响消费，企业利润影响投资，因此支出结构就表现为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投资的占比和贡献下降（参见图2和图3）。最终消费支出的占比和贡献，超过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成为了又一个趋势性变化。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逐步升级；而随着消费升级，生产结构悄然变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2015年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0%，并持续提高（参见图4）。总之，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是内在联系的，是历经较长期经济快速增长后出现的积极变化。

  （*注：与此相应，主导产业也经历了由轻纺工业到新一代家电产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再到汽车、住宅、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等先导性产业，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等中间投入品行业，以及能源、运输等基础行业的升级过程。在我国30年高速增长阶段，实际上形成了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增长，而消费升级驱动产业升级的特征。）

新阶段促进消费转型升级需要久久为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我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和加快投资，而是倒逼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由此成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图5可见，2008年以来，我国消费虽然持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出现趋势性变化，由2000—2008年的越来越快转变为越来越慢，从2008年的22.5%降至2019年的8.0%。与此同时，近10多年来我国出现了新一轮消费升级，即对更高水平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日益增长（参见图1）。我国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与消费增速持续走低并存，这里面蕴含着两个深刻的问题：

其一，2021年在现行标准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刚刚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各个不同的消费梯度上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潜在需求，关键是如何使之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

其二，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大量涌现，并且不断地升级。这里的关键则在于如何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满足好这些现实的消费需求，进而培育、引领和创造新型消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扩大内需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并提出了全面促进消费的政策取向。本文认为，我们需要在诸多领域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才能切实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实现居民消费水平的稳步提高。

积极促进就业，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而收入的前提是就业，就业乃民生之本。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需要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坚持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扶持中小企业在其中尤为重要，因为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来自中小企业。

进一步，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来看，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以金融、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以及传统的一般服务业，三者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从GDP创造的均值来看，依次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和一般服务业，虚拟经济的GDP创造能力明显高于实体经济和一般服务业。然而，对比不同部门的GDP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可以发现：第一，虚拟经济的GDP贡献率高，而就业贡献率低；第二，一般服务业的GDP贡献率低，而就业贡献率高；第三，实体经济的GDP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大体相当*。可见，“就业创造”与“GDP创造”是相互背离的。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我国141178万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为89438万人，占63.35%。与2010年相比，虽然下降了6.79个百分点，但绝对数量和规模依然庞大，我国的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一般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作为解决就业压力的主渠道作用将日益凸显。

“资本的力量”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必然指向高端、高价值和高利润。而以所谓“低端”“低价值”和“大众参与”为特征的一般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则更须依靠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其转型升级，而不是放弃一般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发展，进而避免国民经济滑入脱实向虚的陷阱和梦魇。

（*注：随着实体经济本身的智能化、数字化，其就业创造能力将会下降。）

增加居民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共同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潜力和消费能力。人均收入=总收入∕总人口。其中，总收入=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因此，人均收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劳动生产率。202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17.95%，15—59岁人口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与2010年相比，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两头升、中间降”的特征明显。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会导致人均收入水平降低，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出现下滑，但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仍有很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余地和空间，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需要从根本上避免形成不利于劳动力的收入分配结构，切实做到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实现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我国的收入差距不仅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的差距，而且来源于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让中小投资者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总之，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实质要义就在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解除后顾之忧，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当居民面对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领域的风险和不确定时，理性的选择必然是增加储蓄和缩减消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使城乡居民释放这些后顾之忧，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支出。从当前来看，着力点既要放在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上，更要放在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上。在具体操作上，逐步将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上升到全国统筹和逐步将双轨运行的社会保障实现并轨，是需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在一般意义上，城镇化促进消费。根据“七普”数据，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同时应当注意到，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可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需要进一步落实落地，而其中的一个关节点就在于住房。因此，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加快建立保障“住有所居”的住房制度。唯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城镇化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

老龄化与消费的关系，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当前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认为老龄化与消费两者是负相关的关系。这在我国或许成立，但从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情况看，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是高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这里面的症结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唯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使老年人口免于对自身医养的担忧和对子女的帮扶，进而敢于消费。

生产和流通与消费升级相匹配

设定这样一个场景，居民有就业、有收入、有保障，愿意消费而且消费得起，但是国内市场并没有提供令其满意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样的消费需求就会蛰伏下来，或者变为他国的出口。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旅体育、家政服务等消费需求，已经成为近10年来我国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方向。同时，人们对于传统消费的品质要求明显提升。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需求，如何满足好呢？从生产供给的角度，亟待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近年来，国潮品牌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就反映出供给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实际效果。不仅如此，创新驱动和高质量供给还可以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例如，随着手机的普及，对传统手表的需求量大幅缩减。然而，智能手表通过计时、运动量统计、健康指标监测等多功能的复合，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于手表的传统概念，进而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型消费。因此，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已经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

从生产供给到消费需求的中间，普遍还有一个交换流通的环节。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趋势，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不断涌现。这就要求一方面建设好线下的消费中心与社区便民商业，另一方面构建起“智能+”或“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

结语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在新发展阶段，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就必须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进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全面做强自己，实现高质量发展。

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增收与减负并举，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发展动能并实现增长动力转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和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除特别标注外，本文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